东西方教育文化差异

大致说来,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东方宣扬集体主义,西方崇尚个性张扬;东方讲究人际关系,西方推崇科学思想;东方重伦理,西方尚法制;东方管理意在引导,西方管理旨在防范;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,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;等等。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,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,但是,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,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。
企业管理的差异,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,而“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,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”季羡林语。总的来说,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,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,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,西方是一分为二。
在对世界的认识上,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,认为万物归一。正如老子所言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,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,充塞宇宙,推优惟愧,视之不可见,搏之不可得。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,与天地万物相融合。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,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,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,原子是一种最小的、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,其根本属性就是“实在性”。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”的话,那么东方思维则是“见林不见木”。也就是说,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,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。就拿“国家”这个名词来说,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,其含义笼统而丰富。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,有几种说法:一是state,对应的是国家机关;一是country,对应的是疆域;一是nation,对应的是民族。再拿医学来说,中医治病是望、闻、问、切,全面考虑,一付汤药,多方照顾。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,脚痛治脚。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,由此可见一斑。
在思维方式上,东西方都讲辩证法,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,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。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,认为和谐,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;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。老子特别强调和谐,孔子亦讲“叩其两端”,讲和谐与统一的“中庸之道”。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,强调双方的对立。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,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,东方重合,西方重分。
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,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或者说主客关系的认识上。东方文化传统中,占主导地位的是“天人合一”,而西方则是“天人相分”。
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,“天人合一”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,成熟于先秦。它强调人与自然、个体与群体的顺从、一致、和睦、协调的关系。此后,汉代的董仲舒讲“天人感应”,讲“人副天数”。建立起了“阴阳五行”的宇宙论图式,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、经济活动。如果说汉代的“天人合一”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,那么,宋代的“天人合一”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,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、情感、心性。被朱高尊为“宋德之首”的周敦颐,在《太极图说》中把宇宙生成、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、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,认为从天地万物的“立太极”到善恶五性的“立人极”,才是真正的“天人合一”。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,从而使自然、社会、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。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,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,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、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。
与东方不同,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、主客相分。长期以来,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,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、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。早在古希腊时代,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。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,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,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。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,不慎跌落井中,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,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,却忘了自己的存在。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,才出现了以“人事”为主要对象的哲学,到苏格拉底时,他已经认为“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”。也正是由此开始,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,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。在中世纪,整个世界又被一分为二,出现了“上帝之城”天国与“世人之城”(人世)的长期对立,人学成为神学的“奴婢”,人性受到神性的压制。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曾告诫人们说:“轻视自己的人,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,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,在上帝眼中,你就是大的。”在这一时期,人不但与天相分,而且成了天亦即神的奴婢和臣民。近代以来,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,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亦即神踩在了自己的脚下如尼采“上帝死了”的宣言,同时,还开始向有形的天即自然开战。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,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,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,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。
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,同各自的历史传统亦紧密相联,而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,对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。
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,任何一个组织,其功能的真正发挥都有赖于管理。因此,自从有了组织,便也就产生管理。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企业,远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重要组织,因此,最早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来发挥组织功能的并不是企业,而是其他比企业出现得更早的组织,早期组织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企业管理。可以说,历史传统是决定企业管理面貌的基本因素之一。
在西方,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、教会、和军事机构,西方关于领导、指挥、协调、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化概念,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。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,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,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。在漫长的中世纪,教会是西方文化和“人与上帝关系”的主要管理者,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,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。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,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,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,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,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。工业革命以后,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,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,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,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,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。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,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。
与西方不同,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。先秦之时,诸侯林立,百家争鸣,思想文化灿烂繁荣。然而,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野,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。中国早期的哲人们,其思维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,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。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,那么,秦朝之后,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。秦统一中国后,把军、政、财、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,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。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,不但人们的经济、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,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,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。至宋代时,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,终于构起了自然、社会、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。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,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—经济—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。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,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,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,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。新中国成立后,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,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,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。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、冰冷的理性不同,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、温和的人情。因此,“以厂为家”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,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。诸如此类的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差异,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。
总之,文化与管理的关系,已经成为当前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。正是文化差异,带来了管理基因的特性差异,使不同的文化特质,成为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因此,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,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,进而主动迎接日益到来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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